基辛格的文明观亨利·基辛格是 20 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外交家之一。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以及 20 世纪美国外交政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是冷战期间中美关系转折的重要推手。他在政府任职期间，取得了包括中美破冰、美苏军控协议、越南停战和谈、中东斡旋等在内的诸多外交成就。审视其丰富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他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展现出的洞见力。基辛格不仅是一个外交理论的践行者，更是一个基于文明之上的国际关系审视者。 基辛格对中西文明差异性的理性认知和尊重 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奠定了他的文明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基辛格开始形成对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初步认识。康德对于文明间和平共处的理想成为基辛格文明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他后来对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提供了哲学依据。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极为推崇康德的理念，认为“和平是人类最崇高的奋斗目标，是对人的道德人格的终极肯定”。他在 90 多岁高龄出版的《世界秩序》一书中仍然大量引用康德的观点。同时，基辛格还受到了汤恩比、斯宾格勒等历史学家的影响。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批驳了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习惯性观点，认为那种把西方文明当作“全部世界事务变化的假定中心”的时代已经过去。汤恩比在其研究中强调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存在和发展，认为人类各种文明都具有各自的基本规律，各种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接触，包括同一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里的接触。对这些观点的汲取和理解造就了基辛格对不同文明的认知和尊重。 基辛格一生出版了多部论著，其著作的核心是对中西方文明差异的深刻理解。在《大外交》一书的开篇，基辛格提醒美国政治精英：美国不能只依靠历史优势给予的实力并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塑造世界，也需要重视其他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安全理念的特色。在分析各种文明独特性的基础上，他认为当今世界各种文明必须学会在一个体系中共存。在《世界秩序》一书中，他再次强调各种文明在不同环境中的滋长，分析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文明形成的优势和面临的衰败。他指出，要想让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国家和地区能够维护任何共同体系的合法性，就必须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差异，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渴望的方法。 基辛格这种基于对各种文明的理解和尊重，加上其独特的外交经历，使他不仅能够深刻论述国际变局的来龙去脉，而且重视各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正如他在《大外交》一书中所言，“各国追求本身利益之余，对国际社会也会有所贡献，仿佛有一只隐形的手能够保证，各国凭自由意志所作的选择必能为人类全体带来福祉”。 基辛格的世界秩序观与中国文明观的契合 纵观其一生的著述，我们可以发现，基辛格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与中国文明观有契合的部分。他看问题的视角是“非零和博弈”，这与中国文明中的“和合主义”不谋而合。也正是基于此，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从中国的立场看问题。这也是他极力向世界解释中国文明的思想基础。他通晓中国历史，也了解中国的现实。载入世界史册的中美关系破冰之行不仅展现了基辛格的外交才能，更体现了他对中国的理解和尊重。1971 年 7 月 9 日，时任美国总统特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访问为尼克松总统随后的访华铺平了道路，开启了中美两国长达数十年的合作与交流。基辛格在其对中国的破冰访问以及之后对中国的上百次访问中，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文明的理解与尊重。在其著作中，他更是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异进行了透彻的解析。他在《论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他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在亚洲所有关于世界秩序的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是最为长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中国的历史进程也最为曲折复杂，从古老文明到传统帝国，到共产党革命，再到跃居现代大国的地位。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