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繁露》：“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汉承秦制，既继承秦成功的经验，也吸取了秦失败的教训。西汉初期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实行轻徭薄赋缓刑的政策，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缓和了社会矛盾。文景之时，国强民富，史书载“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一幅盛世景象，史称“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依靠黄老思想治理国家已不能解决时代出现的新问题。有鉴于此，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融合阴阳、黄老、法家等诸家思想，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国家战略相结合，致力于“内圣”与“外王”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其思想主要集中于《春秋繁露》一书中，对两汉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天”的系统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天”是万物化生的本源，也是宇宙（包括人类）意义的终极依据。“天地者，万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广大无极，其德昭明，历年众多，永永无疆。”“天”的神圣性，使人道效法天道，天道与人道贯通成为自远古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模式。董仲舒亦不例外。以尊天为核心，董仲舒建构了“天人相类”“天人感应”“法天而治”的思想体系。天人相类。董仲舒认为，人是由“天”创生的，《为人者天》曰：“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人的形体、哀乐喜怒皆与天相副。“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最终，他得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结论，即按类别区分，“天”与人是同类的。天人感应。这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天人关系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古人认为天能影响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在答汉武帝策问的“天人三策”与《春秋繁露》诸多篇章中，董仲舒以自然界中同类感应的现象，通过类推方法，指出天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相互感应——上天能干预人事，人事也能影响上天。这种思想具有浓烈的迷信色彩，但是，其在限制统治者无限的权力、保证古代华夏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法天而治。法天而治源远流长。《论语·泰伯》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董仲舒系统化、理论化中国传统“法天而治”思想。一方面，治国应溯源于“天”，“天”是人世间的主宰。《郊义》曰，“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另一方面，他又把人世间的道德价值赋予上天，为国家战略确立了价值渊源。《基义》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董仲舒把战略与伦理都统摄于“天”的系统之中，再造“天”的权威，将内圣、外王理论重新纳入“天”的主宰之下，实现了战略与伦理的同构，为汉代国家治理奠定了理论基础。“德”的范畴面对封国诸侯叛乱、礼制混乱的社会局面，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尊君”的思想，把君主作为伦理主体。同时，他又通过“天”对君主进行约束和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对君主德行的要求上。仁。“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仁义法》中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董仲舒指出仁的法则不是爱惜自我、而是爱护他人，具体来说就是爱民。有仁德的君主，会爱护百姓、恩及四方，甚至对于鸟兽昆虫都会加以爱护。《俞序》曰：“爱人之大者，莫大于思患而豫防之，故蔡得意于吴，鲁得意于齐，而《春秋》皆不告……不爱民之渐，乃至于死亡，故言楚灵王、晋厉公生弑于位，不仁之所致也。”有仁德的君主，会因为爱护百姓而为之计深远，防微杜渐。义。《仁义法》曰，“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在于端正自我，而不在于端正他人；倘若连自己都不能端正，纵然能端正他人，也不能称之为“义”。楚灵王讨伐了叛贼、齐桓公治了袁涛涂的罪，《春秋》却不说他们合于“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能端正他人，却未能端正自我。君主的“义”主要体现在贵微重始、戒骄戒奢。《立元神》曰，“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