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曾开凿过多条河渠并逐渐形成大运河水系，历史上的大运河一般指贯通于隋朝的隋唐大运河和贯通于元朝的元明清大运河。中国大运河是为申请世界遗产而提出的专有名词，包括隋唐大运河、元明清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浙东运河。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长度最长、利用时间最久的人类水利水运工程杰作，其开凿肇始于春秋时期，主体工程建设历经春秋战国、隋唐、元明清三个阶段。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所凿的邗沟成为中国大运河成型河道的最早一段。隋炀帝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重修江南运河，疏通浙东航道，形成隋唐大运河体系。元朝忽必烈组织开辟了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后来逐步形成直通南北的元明清大运河基本格局。中国大运河纵贯3200公里，在xxxx多年的岁月更迭中所承载的实用功能和文化价值被普遍认同，其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内涵构建起中华民族跨越时空的精神家园，浓缩为象征中华文明时代延续的精神内核，成为支撑民族文化自信的历史根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符号和国家文化名片。大运河史与中华民族发展史内在关联密切。xxxx多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中至少有一半时间和大运河史交织在一起，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高效积聚各项资源以保障生存发展的过程。春秋至三国时期，开凿出邗沟、灵渠、郑国渠等多条区域性运河，用以解决运输、灌溉、防洪等问题，不断延展生存发展空间。大运河在隋代，立竿见影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唐朝依赖大运河把东南之粟转漕到京师，大约在安史之乱以前，大运河是漕运的唯一航道。“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至元三十年（1293年），连接江南与大都的大运河修建完成，“漕运粮储及南来商贾舟楫，皆由直沽达通惠河”。明代和清中期，大运河凭借漕运通道之力，屡加疏通，成为连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交通主干道。大运河不仅改变了沿线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更为重要的是借助“水”的力量，实现了人、财、物统一使用效能的最大化，在有力实施中央统一治理、维系“大一统”的同时，成为社会发展和民族兴盛的推动器。大运河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相契合。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有“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大运河作为漕运的重要载体，有效地保障了政权安全和国家统一，维护了社会安定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完整。大运河的开凿不仅打破了东西走向的自然水系对南北运输的天然制约，还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灌溉和洪涝问题，有助于改善民生、助推沿岸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大运河的贯通突破了地理因素对多元文化交流的限制，有力地促进了南北方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大运河还是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鉴真、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利玛窦等文化交流使者都曾在大运河的波澜涌动中留下足迹。中国古人在对大运河进行开凿、疏浚、运行的过程中，虽历经艰难险阻，但百折不挠、不断探索创新水工技术和漕运制度，创造出一项又一项水工奇迹和制度成果，折射出中华民族面向未来的精神活力。蜿蜒流淌、跨越山河的大运河所承载的奋斗进取精神、创新协同精神、融合共生精神、使命担当精神恰恰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特质。大运河与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隋开运河，完成了中国经济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伟大工程，自此历经唐宋元明清，大运河都是中国南北交通运输和经济往来的首善要道。历史上的大运河不仅是水路、漕路，也是商路，是古代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商贸往来的黄金水道。明清时期，为提高运军输送漕粮的积极性，允许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特产在运河沿岸出售，这一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沿岸区域经济发展。在古代，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独立的交通体系，大运河的贯通，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为人员往来和货物流通提供了重要通道。据史料和文献记载，瓷器、茶叶、丝绸、布匹、书籍、文房四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