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亲善远恶的德行自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围绕着“成人之道”即理想人格的培育这一命题，系统勾勒出关于理想人格的内涵要求及获致方法的宏大思想图谱。在这个过程中，智、仁、勇是理想人格的“三达德”，有耻、知耻成为形成光辉德行的路径共识。耻是基于价值判断的情感表达。“耻”，古形作“恥”，《说文解字》释义为“辱也。从心，耳声”。明代《六书总要》进一步诠释：“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可见，“耻”从词源学本意上可以解读为一种羞愧、屈辱的情感状态。“闻过自愧”则意味着，这种情感通常是在自身行为、思想发生偏差后，被动或主动反思、省察的一种内在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耻感是一种可以推动人们自觉亲善远恶的道德情感。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就开始将耻感与过失相连。《尚书·说命下》记载：“予弗克俾厥后惟尧舜，其心愧耻，若挞于市。”商朝初年辅佐成汤的伊尹自我反省，认为自己身为国相却不能辅助君王成就尧舜盛业，内心的羞惭如同“挞于市”的耻辱。这种知过而愧的状态就是早期的德行萌芽。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就有着强烈的耻感取向，并将其看作是士大夫获得理想人格的基础。《论语·子路》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孟子·尽心上》则进一步以“耻之于人大矣”道出了存养“羞恶之心”的必要性。从此，耻正式上升为一种德行。随着时代的发展，“耻”在融入百姓日常生活中伦理化，在融入国家命运中政治化，强调国耻与养民知耻成了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自觉与使命担当。“耻”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带有鲜明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耻感来自个体反思自我行为与社会规范要求的差距；二是耻感来自他人对自身过错的评价。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化存在的人来说，偶然情形下的“闻过自愧”并不等同于耻德。个体通过对伦理道德的学习，逐步构建起与历史条件相适应、与社会规范相协调的理性且稳定的价值评判标准，以此指导自身选择、校正言行偏差，如此才可称为由耻感到耻德的升华。换言之，耻德是一种融合了理性与情感的美德。有耻则能有所不为。确定价值判断的依据，明了修身当以何为耻，这就成为一个关键环节。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崇德向善，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即是在强调以善为荣、以恶为耻。那么什么是善德？随着时代发展，儒家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孔子提出“仁、义、礼”，到了宋代已扩展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一不断丰富的道德体系中，前七德都是对道德的一种肯定性把握，而最后的“耻”则是从否定角度，强调对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礼、不义、不廉等言行要有羞耻之感。朱熹讲：“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一旦人明确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具备了这种“闻过自愧”的羞耻感，他就能时刻遵从道德底线，守牢道德堤坝。基于耻感这种重要价值，如何教化引导百姓既知所贵又知所耻，就成为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议题。孔子认为教化百姓重在教化人心，教化人心则重在明辱知耻。虽然刑罚与德教都有这一功能，但因其从他律和自律维度入手，因而显示出不同的教化效果。“政”的强制、“刑”的处罚只能让民众心生畏惧，而不能得到民众的情感认同，更谈不上民众会自觉地践履。相反，若以“德”的引导、“礼”的熏陶来教化民众，他们不仅能够明了所贵所耻，还能在情感上认同外在规范，消除自我主体性与规范客体性之间的距离，进而自觉格正言行，共同塑造安定和谐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康有为所说的“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鉴于为政者在社会管理中的关键作用，这一群体除了要注重以知耻教育百姓，更要做好耻德的自身修养功夫，以身示范。因此，龚自珍言：“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一方面，君子要做到言行一致、谨言慎行。儒家对为政者的言行提出明确要求，《论语·宪问》讲：“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公冶长》讲：“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些都表达了君子应以花言巧语为耻、以崇尚实干为荣的思想。另一方面，君子要淡泊物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