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大唐西域记》十二卷，是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归国后奉敕著述的一部西域史书。该书为贞观三年（xxx年）至十九年玄奘的西行见闻，记载大量西域山川交通、历史传说、神话故事，是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宗教信仰，中外交通、风土人情等的重要文献。季羡林称它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高峰，在中国史学和世界史林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见证。但它在古代中国的流传并不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诸多起伏，方成为世人皆知的一部中国经典。唐之前的王朝对遥远的西域了解不多，仅有的知识来自《史记》《汉书》等典籍，缺乏实地资料。贞观十八年（644年），一心开拓西域边疆，但苦于毫无资料的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的消息，即派遣左仆射房玄龄、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等将其迎入长安。随即唐太宗在洛阳宫仪鸾殿召见玄奘，迫切询问西域地理交通、风土风俗等事，并郑重嘱咐玄奘编撰一部关于西域的史书，可见他对这部西域见闻记寄予厚望。贞观二十年（xxx年），《大唐西域记》编撰完成。玄奘在《进〈西域记〉表》中极力褒奖了此书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大唐疆域广阔，超越前代，文治武功的盛世必须载入史册。该书看似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实则是大唐福泽四海的最好见证。但此时唐太宗刚征伐辽东失败，心情郁闷，再加上李勣平定西域，诸部“乞置汉官”“遣使朝贡”，西域边疆态势有所好转，《大唐西域记》的现实意义随之下降。故唐太宗在《答玄奘法师进〈西域记〉书诏》中除盛赞玄奘的高风亮节、求法艰难外，对《大唐西域记》只简单写道“当自批览”。唐初官方对《大唐西域记》的流传仅见于赠送西州刺史麹智湛、供王玄策出使西域使用、编修《西域图经》三处，民间社会更无迹可寻，可见其流传不广。唐中晚期，随着文人士族、百姓僧众对西域认知渴望的加深，《大唐西域记》在唐中晚期社会的流传有了新的变化，影响逐渐增强。这一时期，《大唐西域记》逐渐进入文人士族的视野，笔记小说、经史典籍或直接引用《大唐西域记》，或以此创作文学、考证史地。元和年间刘肃以唐初以来名士言行纂成《大唐新语》，其中《记异》篇记载玄奘身世行迹、求法翻译史事，并简要介绍《大唐西域记》的情况。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记载天宝年间中岳道士顾玄绩事迹，亦以《大唐西域记》所记婆罗痆斯国救命池之说佐证其真实性。可见，《大唐西域记》已进入中唐文人士族视野中，成为文坛常见的史料，为世人熟知。《大唐西域记》在中晚唐广泛流传。唐传奇的繁盛刺激了文人士族、精英分子对西域知识猎奇的渴望。唐传奇由志怪小说演化而来，中唐时进入创作高峰阶段，它以“变异”“传奇”为主要议题，内容奇幻、情节离奇，具有超脱现实的丰富想象力。隋唐时期胡风兴盛，影响颇深，中唐时达官贵戚、文士民众对西域文化的了解探求达至热潮，记载有西域风物、域外传说、神话故事的《大唐西域记》作为西域实录与异域文学的完美结合体，被传奇作者青睐有加，其中的西域故事传说被改造入唐传奇之中，更能引起文人士族、民众百姓对《大唐西域记》的好奇与追捧。唐以降，《大唐西域记》更加广为流传，它的真实记载、古怪离奇的民间故事、绚丽多彩的域外风情，以及简扼流畅的文笔，都令人读来妙趣横生、精彩纷呈、爱不释手，在佛教僧众、文人士族、普通民众中广为流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焦竑《国史经籍志》、丁仁《八千卷楼书目》等私人藏书目录多著录此书。《大唐西域记》的丰富内容甚至还为明代吴承恩创作中国经典神话小说《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灵感和历史基础。这些都表现出宋元明清时人们对《大唐西域记》具有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促进纸本文献传播进入了“大发展”时代。宋元明清时《大藏经》仿效《开元释教录》，多收录《大唐西域记》。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出现与发展，宋《崇宁藏》《资福藏》《碛砂藏》、金《赵城金藏》、元《普宁藏》、明《洪武南藏》《永乐北藏》《径山藏》、清《龙藏》以几何级速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传播。这些《大藏经》均收录有《大唐西域记》，便利了此书在古代中国的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