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印：朱痕上的文脉守护藏书家惜书，多钤藏书印。藏书印是藏书活动的产物，也是藏书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印文内容既有对藏书所有权的声明，又有对收藏者情感、精神的表达。今从前人记录和本人所见藏书印中整理一些反映典籍保护的内容，以窥探古人守护典籍之情和赓续文脉之法，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爱书古代藏书家为了传承典籍，省吃俭用，典产置书，还会对一些典籍进行仔细校勘，对典籍充满了深厚的感情，视它们为珍宝，有的藏书家甚至视其为生命的一部分。上海博物馆藏宋景定二年金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二卷上有清代藏书家吴湖帆“湖帆宝此过于明珠骏马”的藏书印，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学易记》四卷上有一方朱文长方印“妙书奇画骏马名花”、明崇祯间刻本《梦溪笔谈》上有一白文方印“酷嗜诗书不计贫”、清道光间刻本《见山楼诗钞》二卷上有一白文随形印“老病犹买未见书”，这些无不表达了印主对所获难得之物的珍爱之情。清代福建藏书家萧梦松有“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身侍之，罔敢失坠”“……家藏四世以身守，谁得吾书视此铭”。两方藏书印亦告知后人要以身守书。这类藏书印的内容主要是告诫子孙或后之收藏者，要爱护图书，使之流传更久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述得书不易，要守之珍之。如明代藏书家祁承?的“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旷翁铭”，晚清藏书家沈德寿的“辛勤置书以遗子孙永守”，清代藏书家陈鳣的“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清代藏书家沈廷芳的“购此书，甚不易，遗子孙，弗轻弃”，国家图书馆藏清同治七年刻本《冬心先生集》四卷卷首有一方内容相似的藏书印“得此书，良不易，后之人，弗轻弃”，等等。二为警告子孙，鬻借不孝。如杜暹的“鬻及借人为不孝”，吕伯龙的“吕氏藏书，子孙是教，借毁及售，均为不孝”，吕北野的“吕氏典籍，传家读书，子孙共守。不许损失借卖，违者茔祠除名。万历七年坤记”，等等。三为主张书为公器，得者珍之。如刘禅的“书非自私，得者珍之”，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家汤寿潜的“见即买，有必借，窘尽卖，高阁勤晒，国粹公器勿污坏”，等等。护书明代陈继儒《读书十六观》中有元初书法家、诗人赵孟頫的一则跋文，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净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随损随修，随开随掩。后之得吾书者，并奉赠此法。”此为“六勿”，常被后之藏书者所引用，并衍生为“八勿”“九勿”“十勿”等护书之法，这于今日之古籍保护亦有重要的意义。清代藏书家徐时栋曾刻有一枚藏书印，上书：“烟屿楼藏书约：……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将“六勿”衍生为“十勿”，对藏书提出了更全面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勿巧式装潢”与今天古籍的“修旧如旧”很是契合。清末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有一枚朱文长方印，共xxx个字，文曰：“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在这篇印文中，杨氏先述藏书因由，后引用赵孟頫的“六勿”藏书箴言，另衍“三勿”，详述护书之法，特别是“勿以贻不肖子孙”一条，表明印主所藏只传爱书惜书之人，可见其良苦用心。除了上述赵孟頫跋文入印外，司马光的爱书之法，亦见被引用入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一“司马文正光信阳王氏遗经堂主人”条记录了明代信阳人王祖嫡和遗经堂主人引用独乐园爱书之法的两方藏书印。信阳王氏藏书印除详细介绍了司马光启卷、观看、翻页等阅读过程中保持图书干净整洁的方法外，还详述了每年晒书的时间、方法以及效果。藏书印还记录了以芸香草给藏书驱虫的技术。国家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年通潞刘氏刻本《宦游吟》上有一方白文长方印“书为香多蠹不成”，记录了香熏可以驱虫的古籍保护方法，这里的“香”指的就是芸香草，现在仍然有很多图书馆用它来防虫。这一印文大概是化用唐代诗人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中的“纸上香多蠹不成”一句，说明我国用芸香草给书籍防虫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赠书虽然大多...
